袁明: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失重
发表人:AUTHORITY 发布时间:2010-11-20 21:43:28

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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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0“重庆两江论坛”上的学术报告

    主持:付子堂北京大学重庆校友会副会长,西南政法大学校长
    主讲:袁  明

    时间:2010年11月16日下午
    地点:西南政法大学笃行楼

    袁 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北大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硕士,所授课程: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原著选读、美国与东亚关系,专著:《国际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向面21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重庆出版社1992年;《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5-1955》,(美)Scholarlay Resources,1989。(贺明 摄)

    付子堂

    各位北大校友、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今天下午能够在我们西南政法大学举行北京大学重庆校友会全体大会暨2010“重庆两江论坛”,下面我宣布2010“重庆两江论坛”现在开始。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专程参加今天下午2010“重庆两江论坛”的贵宾袁明教授。袁明教授,1962年进入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英语专业,1979年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专业研究生学习,1982年毕业之后留任北京大学教师。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历史与现状研究,特别是美国与东亚关系、中美关系研究,著有《国际关系史》、《跨世纪的挑战》等,袁明教授80年代初期以来多次到欧洲、美国、东亚等各国进行访问研究工作,发表了很多演讲,袁明教授曾经担任美国亚洲协会董事,2007年由中国政府推荐出任联合基金会中国董事。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袁明教授的到来。

    下面介绍一下出席今天大会的北京大学重庆校友分会的嘉宾:金烈先生及夫人相安女士,祝家麟教授,徐强先生,李宁先生,郭明跃先生,唐洪英教授,马健秘书长,等等。

    另外出席采访2010“重庆两江论坛”的还有重庆媒体界的各位朋友,包括重庆日报、重庆晨报、重庆晚报、重庆商报、重庆时报、重庆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等,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和感谢。
   
    袁  明

    我先说几句跟今天“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失重”不相关的话题。尊敬的金烈学长和主任,尊敬的祝家麟会长,刚才做了几次热情洋溢介绍的付子堂校长,我想向各位报告一下我现在的心情,我今天的报告题目,今年我在天津南开大学、福建厦门大学,最近我在江苏南京大学都报告了,因为这个是国家课题。但是,我还是想讲都没有像今天在西南政法大学这个场面之热烈,我一直问我自己,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参加的人员也很多,互动也很好,但是为什么觉得有点不一样?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今天加了北大校友会,无论是在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都没有经历过。一个报告一下子能够跟北京大学联系起来,尤其刚才祝家麟学长代表北大校友会做工作报告的时候,我听了很感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讲话。我们都在努力弘扬北大精神,不断地为国家发展有所贡献而努力。我觉得这个就是和在其他几所大学做报告的时候不一样的地方,同样的主题但是我的心情大不一样。

    同样一个问题我也报告一下,我1962年进入北京大学,金烈学长比我早4年进入北大,我看到同学有些流露出惊讶,我想证明我是1945年出生在重庆,1962年进入北大,我是重庆人,我生在重庆唐家沱,我毕业之后也回到重庆过,今天这个场合,让我的心情更加不一样。

    所以,我希望在这样几重特殊的心情下顺利地完成今天的报告内容。我也是第一次在做报告之前得到这样漂亮的鲜花。

    我今天报告的题目“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失重”,这是个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是我主持的,但是我没有掌握,因为这个是全球性的问题,我先谈一下我的看法。

    经济全球化,是正在快速发展的大历史现象,是地球上的财富增加,人们生活乐趣的压力增加,也是全球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由于全球化,世界的资源得到整合。但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分裂,不但出现在国家之间,也出现在国家、地区内部。所以,经济全球化我们看到很多现象,我今天的重点是讲在经济全球化大历史现象,尤其是物质得到充分展现的同时的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发展同步重大的历史现象就是人的自我认同出了问题。人们问我是谁,我姓谁?我还是我吗?这个问题就很大了,我先申明,这个问题是哲学的问题,这个题目是哲学层面,是文化学、人类学等很多的知识来共同努力、寻找答案,而且现在还没有,我现在归纳为我是谁,我姓谁。

    第一个大部分。从国际政治角度看当前人类精神世界的问题。

    我自己差不多学习、研究,而且实践了31年的国际政治,我的角度也许更多偏重于国家、政府方面,但是我尽量给大家引申一下。我先举个在西方世界相当有影响的的一位学者,在1994年发表了《文明的冲突》(pkucq.com注:作者塞缪尔·亨廷顿,美国当代著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这本书,这个大家很了解,也就是现在屏幕上打出来的照片。右面封面是在美国911恐怖事件发生以后出版的《我们是谁》。我介绍他的一些主要论点:

    冷战结束,美国人的身份认同出现了问题。“我是谁?”“我们是谁?”——没有身份认同,美国将不成其为美国;

    必须维持美国新教与盎格鲁·萨克森传统,以此强化美国人的自我认同;

    伊斯兰好战的宗教极端力量是美国的现实敌人,一个非意识形态但是受民族主义影响的中国是美国的潜在敌人。

    我个人完全不同意他的“潜在敌人”这个观点,我觉得从文化来说,作为中国人我不赞成他这个观点,他当然也很痛恨,他说不了解中国人,所以说潜在的。那为什么是敌人?美国中国除了黑就是白,为什么要这样分呢?后来我想说,他这个看法,在西方是有相当大的话语权的,所以对这个现实我们要有一定的了解,但是这里面,他提出“我是谁”或者“我们是谁”,这时候美国人的身份认同也出了问题,美国人就我们听到的一些传统的观点,是对自己的身份充满自信,我认为提出“我是谁”本身就可以看出背后出现了一些认同的问题。

    我还要介绍另外一位,也是在西方主流思想界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和这位教授不一样,就是写《身份与暴力》的作者,他叫阿马蒂亚·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当代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之一,社会选择、福利分配和贫困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者;也是一位始终关注并肯定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学术领袖。1933年11月出生于印度,1959年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获得博士学位。1998至2003年出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2003至今在哈佛大学任院长。

    他也提出了“我是谁”,这个与他担任三一学院院长时的一次发人深省的经历有关。英国要填入境卡,在表上填三一学院院长官,进英国移民的时候到伦敦,移民官看了他的表格,住在三一学院,就问你认识三一学院的院长吗?当时他心里想,我为什么不认识我自己呢?他想,我跟这个移民官开一个小玩笑,他说我大概认识。他就是这样很快的心里活动用语言表述出来,移民官看了就满脸不信任,首先就不太相信他是三一学院的。还有回答问题的时候是犹豫的,所以移民官更加怀疑他,于是就不让他进关。这个是移民局官员犯的错,他把这个写到他的《身份与暴力》里面,开始就讲了这个极其不愉快的经历。

    随后很多问题,他想如果一个人要回答“我是谁”,我回答移民官的时候我就回答我是三一学院的院长。在家里,在父亲面前是儿子,在妻子面前是丈夫。他说一个人其实单纯回答“我是谁”可能很难,所以他说,实际上,每个人都拥有多重身份。厉行地审视自己,则要求我们注意到身份之多重、文化之多元。要寻找交叉重叠的共识,努力推进相互的理解和尊重。就是说一个人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范围,就会呈现出多方面的自己,所以允许自由思考,重申选择之美,那是共同和永恒的人性之光。

    这两位在西方的学者,让我看到这个问题,开始思考“我是谁”这个自我认同问题了。经济全球化,很多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了。我想起前不久,在我们国家,票房价值很高的电影《阿凡达》上映。“阿凡达”的故事说明了什么?阿凡达在北京上演的时候我认真地看了这个片子,看完之后,作为我自己是研究美国文化和社会,研究好莱坞现象,以及现在研究的课题,我当时想,好莱坞出这样一个影片本身,至少拍这个电影的编辑、导演等等,都是对“我是谁”产生了疑问,其实阿凡达背后的故事说明了“我是谁”,美国好莱坞文化也提出这个命题,对自我认同觉得不好解释,于是拍摄了《阿凡达》这个电影。

    “我信谁?”这个也值得关注。

    这张照片,在座有没有我们的学长、同事、学生是否去过,这个是以色列的耶路撒冷,这个是很古老的城市,2007年底我到以色列,选择了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这个是犹太著名的哭墙,现在很多以色列的工人,尤其是年轻人,他们经常到这堵墙来,因为这堵墙很古老,上千年的历史,每个墙封都塞满了纸条,他们就是在向上帝倾诉。我鼠标点的这块是一个清真寺,其实这个就是犹太人祷告的地方。我在耶路撒冷这个城市里面感觉到,祈祷的声音在全城上面飘荡,他们在和自己的上帝对话。在耶路撒冷这里,不同的宗教,可以说在很窄小的地方各自跟各自心目中的上帝对话。我在这个地方大概呆了半个小时,这个墙也分男区和女区,我在外面跟犹太教的人谈,我说你们每周要到这里来多长时间,他们说如果有时间我们每天都要来。

    我想,我在中东看到是这样的情况,我在美国、在欧洲、在俄罗斯,我看到了人们对心目中各自的信奉对象,对上帝也好,对真主也好,他们都想表达。在中国社会,其实我也看到一些现象,大家多多少少也看到过,我做过几张片子,不应该是全面的,因为这个是另外一个课题,但是我想点几点,这个相当有代表性。比如说我到五台山去,我看到庙里香火非常旺。如果半个世纪以前,就是我年轻的时候,60年代我在北大上学的时候,这个情景就不是这样明显,但是现在就很明显了。还有一张我从网上下载下来的图,这个是2007年西北地区的穆斯林开斋节,这个就是传统的信仰,非常传统,应该讲这个地区,人们世世代代这样过日子。这个是海淀教堂的人群,祝家麟学长上学的时候海淀镇就是个小镇,现在跨过四环路高架就是这个教堂,这里有北大、清华的年轻人。在大转折期中,我们要思考,中国文化也很开放,很包容,从历史来看,每当发展的时候都是特别包容的心态。现在我们身临其境,中国的大发展时期,心态更加包容,但是人们的精神层面出现这样的现象,我认为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我还要介绍这张照片,也是2007年,刚才付校长介绍了,我是联合国基金会的中国董事,我们每年在联合国所在地以外的地方,尤其是贫苦地方要开一次董事会,这个是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这个是我,这个照片是在中东约旦拍摄的,和我们对话的这几位是阿拉伯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都是巴勒斯坦的难民,他们聚集在约旦,他们能离开巴勒斯坦到约旦,他们的生命就得到一些保障,他们翻译给我们说他们的亲人在战争中,他们不安全,他们也想回去,但是他们回不去。这些年轻人就是17岁、18岁。我想,他们的唯一的希望就是和平,生命得到保障,他们觉得不安全,就是觉得没有任何地方来倾诉自己的要求,而且他们讲,我们现在上学了但是不知道上完学以后怎么样。这个是联合国资助的非洲的一个医院。在这些地方,生命、安全、人们的基本需要都没有保障。

    我特别要讲的就是这个,这个是以色列修的隔离墙,就是不允许巴勒斯坦的人到以色列打工,这几位巴勒斯坦的年轻人也就是20几岁,他们很多没有家,找个地方一呆一夜,明天再上墙坐,他们没有希望,也没有地方能倾诉他们的要求。

    这个是联合国资助的一个女子学校,为什么资助女子学校?因为我们认为今天的女孩是将来的母亲。在阿拉伯传统中女子不上学,没有文化。我们想,如果办学校,让这些未来的母亲有一些教养。这个图片上就是传统的阿拉伯艺术。这些孩子一般读到初中,初中毕业也就结束了。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国际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人类精神家园的鸿沟会进一步扩大吗?国际政治现实已经给出不容乐观的答案,怎么办?

    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还是非常落后的国家,人的精神确实出现了问题,我觉得不容乐观,是分裂的。原来国际政治当中就无所谓完全的大一统,语言、文化、宗教、民族有很多不一样,再加上现在我自己想,样貌当中有很多的裂痕。

    我进入第二个大问题。

    经济全球化中的另一个大历史现象:世界多元文化激荡交融。

    按照西方的意图,这个是西方画出来的,在全球性的文明激荡冲击交融中,全球文化地图呈现出怎样的样貌?当前的世界风暴如何定义?还是“西方”对“非西方”吗?

    欧洲文化,趋于内向。是真正沉寂还是在孕育新一轮发展?欧洲也在反思,他也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剧烈挑战,欧洲是真正的沉寂下来还是在孕育新一轮的发展,我觉得国际问题关注、研究者应该思考这个问题。真正沉寂下来是另外一种前景,如果在孕育新一轮发展的话,就要非常注意,要跟踪,要琢磨,这个问题就很大了。

    日本文化,处在漂浮状态。我做得可能有点夸张,这两位很潮流,我同事说他们如果在工作中是非常职业的套装,左边这个传统。最近,日本还真搞了一场茶道,与会的夫人搞了茶道,还要穿上日本的和服。

    这个是我们80后的年轻人,我做这个片子的时候,我看得不太懂,我学生就教我,他说这个是日本有名的动漫。我想,日本文化,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非西方中,他寻找自己的定位,找到某种传播自己的方式,日本的动漫技术,把非常高科技的技术和传统的文化基本元素结合起来,所以日本靠一些人类的共性的东西,比如说善、恶、美、丑等等用动漫形式表达出来。现在欧美国家对动漫也非常感兴趣。这个问题很简单,谁掌握了儿童,掌握了他们的童年、少年时代,他们就跟他一辈子。所以我觉得,在传播方式上很值得我们思考,他会用高科技,用现代、时代的特点来传达一些信息。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讲英语。英、美、澳文化,在多元化旗帜下寻找出路。大家看欧洲列强向全世界扩张一路走来,从语言上占优势的就是英国,英语现在是世界语言,大家都要学英语。但是从英语本身文化来讲也出现了很多新现象,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讲多元。同样讲英语,大家看,英国的模式,美国的,澳大利亚的,加拿大的,他们都有自己的英语,所以英语也多元化,发展到今天这也是一个新现象,多元以后再重新整合吗?我觉得很难。如果不整合他会分裂吗?好象也看不到。究竟以后是什么,同样以英语为基础的文化,将来在世界上的大的走向?

    另外我们家门口的惧友俄罗斯,俄罗斯文化,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俄罗斯:再次独树一帜?

    俄罗斯贡献出很多大家,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等等。俄罗斯文化有根基,但是又独树一帜,既不是西方的,也不完全是非西方的,他如果再独树一帜,这个是我们家门口,我们北方的惧友,俄罗斯的文化怎么走呢?

    充满自信的印度文化。右面是一个印度女性戴的博士帽,当下我所知道的,尤其以英语为母语的,比如美国,精英组成的成份,有不少印度人站稳了足根。还有最近采访过温家宝总理的《新闻周刊》的主编,是美国有线电视的特约记者身份,这个就是印度人,在美国读的书,现在在美国电视台做特约记者,当了《新闻周刊》主编。在国际有影响的媒体当中,他是很有话语权的印度人。我想,随着印度经济的发展,印度社会的发展,印度文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从印度人个人身上,印度人群体上可以看到非常自信。印度作为非常有传统的文明古国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不断展现自信。

    主动出击的伊斯兰文化。这个是在伊斯兰网站上下载来的,是伊斯兰共和国,100年以后全是一片绿,这个也有点充满了自信,我认为是盲目自信。但是他主动冲击,这个网站开得很红火,受众很大,地球上有几十亿的信众,他的语言传承也很坚固。在全球文化地图出现多样化、多元化的大的走向面前,伊斯兰是非常大的题目,但是有一点可以看到,在国际当中,一个911只是冰山一角,其实每个人都可以看得真真切切,还有很多我们看不到。这个网站我可以借来,今天放到了片子里面,这个也是公开的。这个文化本身我们是否需要了解。中国迅速崛起的亚洲大国,我们和伊斯兰和穆斯林世界的交往绝对有历史,是非常漫长的记忆,有很多文字记载,有很多很美好的历史文献记载了,如果对这样一大批的人口我们对他们的文化缺乏了解,我认为这是我们知识上一个极大的缺陷。

    一路看来,全球文化潮流不是重复西方对非西方的主题,而是各个文明在自我审视、自我表达、重新定位、甚至于争夺影响范围。

    西方文明,也和其他文明一样面对全球变化的压力。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西方文化要坚守其强势地位,尤其是话语权。

    经济全球化是大的现象,是大的历史潮流,催生出来的文化层面上,各个文明,尤其是主要文明都在思考自己,“我是谁?”也在问这个问题“我们是谁?”自我表达、文化、语言等等,方方面面都在强化,世界在大变化,要不要重新定位,如果有能力都在争夺影响范围。我对西方尤其是欧美国家有更多的了解,我认为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同样面临全球变化的压力。西方文化要坚守其强势地位,尤其是话语权。西方文化曾经强势过,现在是不是说要虚心向大家学习,其实不会。如果要变,他已经制定了很多规则,我研究国际问题的,我觉得他们确实是早了一步。

    总结全球文化潮流的特点,我归纳了几点。

    宗教性上升;

    本土性凸显;

    自下而上的文化定位在冲击自上而下的价值体系;

    地区文化中心的活跃。

    人类文明史并不是西方对非西方,曾经产生过很多文化中心,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就是一个文化曾经在地球上某一个地区活跃过,有自身力量,在今天还呈现出活力。

    我想讲讲中国,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的文化、儒家文明,其实中国文化是非常大的文化。

    这几点因为我没有考虑成熟,所以我用斜体字。

    中国文化,推动文化交流的历史力量。

    技术力量的突破性进展:虚拟身份、形式重于逻辑、速度压倒深度、大众性超过精英化;

   受到很大冲击的是固守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西方国家,而一些充满自信的非西方文明,其信心的支柱正是新的财富基础和增长机会;

    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有机结合,追求利润的市场力量已经形成在大众文化空间获利的模式,大众文化的繁荣有望持续发展;

    我刚才讲到了草根性、民俗性,很多都是应该最应该资助的,现在变成了最具有影响力的。

    我讲最后一部分,第三部分,经济全球化正在催生一个世界新文化地图,如何把握“中国机会”?

    我一直想这个问题,其实当初我接受国家社科重大课题的时候,是被动接受的,我觉得我当不了这个主持,当时我就想试试看,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看到了中国机会。经济在发展,社会在发展,这个毋庸置疑,在全球大的文化地图上,中国机会在哪里?在这点上也许是最能够鼓励我去试试的。

    我引用陈寅恪的一句话:“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

    科学也好,学问也好,美术也好,作为中国人,一样要搞清楚西方是怎么走过来的。

    陈寅恪是想真正要使中国富强,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发展,这个意思非常清楚。

    讲到中国文化,我必须要说清楚我这方面的修养很差,喜欢中国文化,但是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是要做这个题目,想做一个中国文化在经济全球化下的发展,就要读书。

    在全球性的精神与文化价值失范中,中国文化与中国传统精神资源有否可能提供全球性的公共产品?

    中国文化的普世性品格?中国文化的独特品格?依靠什么传播手段?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承载着几千年的精神文化资源。在当代经济全球化当中,我们能提供公共产品吗?我们的文化有没有普世性的品格?有没有独特的品格?都有的话我们靠什么传播手段?让别人了解我国,这个问题就要回答了。刚才我展示了印度的文化,印度没有太多的语言障碍,他们也讲英语,他的英语和美式英语英式英语一样,人家能听懂,我们说汉语人家听不懂。人要交流,我们用什么?日本的动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交流。

    我举些例子来说。从传统中探寻精神资源。

    比如说今天我来重庆,我看蜀道难,今天来读李白的《蜀道难》,我就想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我想当时这样惨烈,我个人在北京,差不多一个星期我不能离开电视屏幕,我只要有时间就要看电视,但是我还是不放心,我打电话给一位长期在四川生活的老同志,我问他大地震到底怎么样。他告诉我了,听了以后我一会儿又去看电视。其实就是很难承受电视画面,我脑子里面出现的就是《蜀道难》这首诗,我想李白写这个诗的时候,一千多年前他诗里面就记载了这样惨烈的状况。今天我们通过电视画面,通过高技术,让心灵来感受,是不是一样?作为人来讲,在天灾面前很脆弱,但是也有尊严。我问老同志的时候问我们需要做什么,他说我们发起了一个基金会,就是巴蜀力量,第二天我就到基金会捐款。从小读这些唐诗,从精神支撑来讲这个就是精神资源。

    近些年来,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一些内陆地区,相继有“文化强省”出现。这个是无锡灵山梵宫。这个是刚刚结束的世博会中的一个场馆,有两只长20多米的铁凤凰,这个是徐冰教授的作品,这两只凤凰的翅膀是几百个铁锨拼出来的翅膀。凤冠部分是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的安全帽搭起来的,20多米都是用建筑垃圾做出来的。凤尾是用围布做出来的。徐冰教授现在被看成是华人艺术家,尤其是当代艺术中,他绝对是知名的,他和他的团队想实现一个理念,他们的艺术作品向世界传达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城市化,它背后的辛苦、艰难、付出、代价,这样多的农民工在城市化过程中,他们做的奉献,他们的汗水,他们的卑微,他们的苦恼,他把建筑垃圾综合起来打造了两只铁凤凰,想通过这个铁凤凰来呈现。这个作品现在全世界已经大概有10多个最大的艺术馆和画廊想收藏,但是徐冰教授要把铁凤凰留在中国。

    所以,我的问题是: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如何追求社会的“精神高度”;

    大学的精神传承和人文使命。

    这两点是我引申的内容。

    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写道:“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最后,启示与问题:

    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文化不应该“失重”,中国精神高度的攀登,是否要由人文、科学和艺术来共同完成?

    这个任务要由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作者和社会共同努力,像徐冰教授带领他的团队来完成文化呈现的使命。

    我今天的报告就以提出这个问题作为结束,谢谢大家。


    互动交流

    提问1:袁明教授您好,我是郑玲,今天参加这个会议我收获很大,我提的问题是跟主题有关系的,主要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中国的文化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中国人做事做人的原则处在全球经济文化的冲击下,现在的知识分子苦苦守着这个原则。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一直很困惑的问题,我想听听袁明教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同时解释一下,在经济全球化中中国文化的失重是必然还是暂时。谢谢。

    袁 明:首先我还是要花一点时间讲一点北大校友的故事。郑玲是我20多年前的学生,她的样子我现在都还能回忆起来。作为老师来说,在当年的老师来讲,很抱歉,很对不起。但是校长已经说了,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从少女变得今天这样丰韵,这样理性,但是现在应该是重庆出版集团的骨干了。有一个插曲,90年代初,我在北京组织过一场国际讨论会,这个会议在现在来看来是很重要,因为是在1990年,那时候在北京很多老同志,在当时的外交部、调研部的支持下,我把会议开展起来了,当时的初衷就是东欧剧变时我们面临相当复杂的国际关系局面的考验中,也是在风浪中,我们能不能向世界讲点故事。其实我的目的很简单,但是要开这个会议很难。最后开成了,因为有各方面的支持。会议开成了总想有一些成果,要出版,当时没有一个出版社敢出版,就是有一家出版社最后担当了,就是重庆出版社。郑玲是这书的主编,她的领导很支持。

    所以我很感动,现在这本书,因为版权的协议,北大出版社又出了两本。现在郑玲有影响做这些工作,但是你关心的问题和当初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当年20多年前,这个问题还看到当时想的国际上压力很大,我们在风浪当中要站稳。现在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块头是更大,但是这个风浪也更大,我们承受的冲击郑玲刚才已经点出来了,如果当时只是89年、90年看到的风浪,但是我觉得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全方位的压力,现在是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我觉得我国现在很多深的国际问题也要考虑,应该说大的国际关系有新的变化,我们要站稳靠什么?靠我们的文化定义,最近我想了很多关于这个定义,要有中国文化人的自信。

    我讲两点,第一点,我们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自己要站稳了,我们要放到很大的历史跨度,我们放到近代来说,我们面对冲击了,我们要反思自己,这个时候开始,我觉得中国文化它有什么能力?至少我现在看来,有自我否定的能力和勇气。比如说鸦片战争以后,大的思想,如果把当年的洋务运动结合起来想,向外界学习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时候已经开始学了,因为我觉得在这点上,中国自我的文化来讲,自我反思能力要学了。至于怎么学?就是要用五四运动,这个是更开阔的呐喊“要学”,这时候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来民族独立了,又有一些折腾。其实中国文化在不断地反思自己,也不断地学。所以这100多年的历史思考下来,就是不要小看我们自己的反思能力,文化里面具有自我反省能力,当我出了问题我就思想出在哪里,其实一代一代的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就是能力。

    第二点,我最近特别有感受。我现在感受到文化的强大,很多强大在根上,就是像这样一个价值观,他并不是庙堂之高的人,他是广泛在大江南北,这样的价值观能够存在几千年,是至高无上还是多元化的,是社会复杂的情况下,这个根基我觉得没有动摇过,蕴藏在草根,在民间,在民心。而且今天固定了,自有人能自信。

    郑玲现在是出版界的资深人物,我们的出版业红红火火,竞争很激烈,传统文化肯定看好,都是想做好的选题,本身你们的忙就让我看到信息,如果你们不忙就让我很担心,你们忙是有好的选题,尤其是传统文化这块,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太丰富,所以你们就这样忙。

    我想,中国文化这块并不用担心,就是要把路走得更稳一些,不要太浮躁,因为沉淀下来的东西很多,需要梳理的东西很多。我在这里也想提点希望,出版界也有更好的交流和沟通,大家的起点要高一些。所以,非常感谢郑玲的评点。
   
    提问2:袁明教授,我是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大三的学子。下面我开始批判。从您的报告结构来说的话,我可以这样讲:关于您报告内容上,我们真正平时看的宗教冲突以及文明冲突都是看到的极少数的可能万分之一不到的极端主义者,归纳到真正社会底层的时候,冲突并没有我们想象的明显。也就是说,或许作为学院派人物,我们是否可以提出一些实际性的论点来看。我想问袁明教授,怎么样理解这样的经济结构中,是否忽视了法制的作用?

    袁 明:我先回应这个具有挑战的问题。我向这位西南政法大学的同学表示敬意,你的提问非常好,我先说这本书,如果我读得跟你一样的高度的话,我就多说两句,我们有一个约定,我们下次再好好讨论。

    其实这位思想家我不敢说,我们现在确实更多地了解别人怎么看自己,怎么看别人。把文化之间的关系,文明之间的关系说得太极端了行不行?你在摇头我也要摇头,我讲了对文明的冲突是不一样,而且我们当面讨论过,我认为他是不了解真正生动的具体的用各种形式在进行交汇和交流的世界现实,这点是没有疑问。

    你表述的这个观点非常好,非常赞赏也很同意,就是我们在对不同信仰、种族、文化、不同历史传承的民族之间的交流,我们究竟了解多少,阐述了多少,我觉得现在还很不够。西方因为有他的话语强势我们也跟着说冲突,但是如果不跟他说,我们能创立一些什么说法来表达文化之间这种自然的生动的实实在在的接触更好一些呢?但是我觉得你们这一代人,或者更年轻的中国人做这个事情是应该的的。

    我举一些例子,杜维明是华人的领军人物,现在受北大的邀请已经作为北大的终身教授在北大任教。杜维明教授做了一些和他同事不一样的工作,他觉得中西之间,尤其他作为华人,主要是用英语跟西方的学者进行非常高层次的交流,他提出来的对话比亨廷顿要早10多年,其实在这以前他已经被新加坡当时的元首李光耀先生邀请,就谈儒家文化、儒家文明。所以,我觉得杜先生,我建议你看他的书,要了解亨廷顿的观点,杜先生的观点更让我感动,这个跟你的评点有关系。杜先生除了做中西交流以外,大概在10多年前的时候还是哈佛大学的学者,他在南京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个学派专门研究中国的回族,这个让杜先生发现了,他很高兴地发起,以后做了一些实证,杜先生到宁夏考察回族的清真寺,上面有龙、虎,这个是汉族文明文化标志性的建筑,甚至他发现易经里面的八卦图也在宁夏清真寺的墙上。所以杜先生这时候开始在南京和云南组织过两次回民对话,是生动的具体的对话,这个是相当有层次的哲学的对话。

    因为你的问题和评点,激发起对杜先生的看法。其实文化有很多生动的例子,现在的问题就是能够沉下心来。能够跟着杜先生一样沉下来做研究的,这样的年轻人有,因为题目太多,需要更多的人,所以我希望像你这样的学生,像你这样西南政法大学学生来参与。
   
    提问3:袁明教授您好,我是大一的新生。我作为一个刚成年的人,我提一点很个人的问题,刚才在介绍说提到徐冰教授,他在国外把汉字做各种各样的处理,包括艺术上的处理。另外,蔡国强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他们站在艺术家以及知识分子的角度,他们表达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深刻思考,首先我很敬佩,这个思想是引起关注的。就我而言,我现在是学生,我所处的环境,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是有各种各样的价值观,您怎么看。
   
    袁 明:现在的年轻学生真的让我觉得有水平。前面你谈的个人兴趣,我回应一点点,就是我没有想到今天来西南政法大学的时候,或者上午我在房间准备我的PPT的时候,我还在犹豫是否把徐冰的铁凤凰放上去,其实我有点低估了西南政法大学,最后我放了铁凤凰,但是我没有想到你对徐冰教授当前在国际上的地位这样了解,我回去了会告诉徐冰教授,重庆西南政法大学有一位18岁女同学对他很了解。

    徐冰教授与我们北大有关系,他是在北大院子里面生的,在北大长大的。在中央美术学院四年后到美国留学,但是北大给他的知识营养,到现在我觉得还是能学到的。

    当时你说他的汉字,这个真的会让他很感动,我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我去中央美院到他的创作室看的时候才知道他有这样大的成就,他作为中国当代艺术家,他在美国以中国的方块字为创作的思路画画,做了4千多,没有一个能读出来,都是艺术品,然后我问徐冰,你这4千个字,能保证其中两个不重样吗?他说如果你能找出来我就送给你。他就是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里面,他把他前几十年包括他的出生开始,受北大的影响,他就想这个符号尤其是非中国文化的引起,后来想起汉字,所以他就开始了汉字作为艺术品创作,真的没有想到创作出的作品一开始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就被最好的画廊接受了,这个是他的成名作。

    我今年7月份第一次到他的创作室,那时候他的铁凤凰已经做完了,已经在上海世博了,现在中央美术学院的院长和副院长合力要在国际上推出中国艺术、中国文化。这个就是很大的话题,我觉得近30年来我一直在讲中国故事,我跟不同的非中国文化的人讲,刚才校长介绍了向欧美日、东亚各国讲中国故事,我认为讲得还可以。

    插个小插曲,大概6年前,有一批华尔街人带着家属,带着朋友,近100多人到北京来,指明要袁明讲中国文化,讲中国的阴阳文化,而且要在演讲当中说明为什么北京是阳,上海是阴。我接到这个邀请,我就想,这个是什么题目,这个完全是不懂中国文化,更不懂阴阳,我当时反应就是讲不了,不讲,本身这个题目让我觉得莫名其妙。我给他们代表说中国文化不是这样简单,结果反馈回来说不讲阴阳,只要讲中国文化就可以了,随便你了。后来我就请梅老师帮忙,他中英都很通,我问梅老师讲中国文化,和这样的人讲,在半个小时以内怎么讲,他说,这些人对数字很敏感,你就给他们讲道,讲道生1,1生2,2生3,3生万物,叫我这样告诉他们。

    我到现场的时候,我说本来让我讲中国文化阴阳,我说你们都是精英,但你们一年都学不完,今天半个小时我就从1、2、3开始,他们听了以后虽然不明白,但他们觉得很有所悟。

    其实徐冰教授能从非常朴素的汉字发展出这样震撼当代世界艺术界的作品,还有现在在国际上,我听来转述中国的故事,但是我非常赞同,现在从国际来看走在比较前面的是介绍中国文化,而且得到比较好的效果的是当代艺术,这个真的是千真万确,刚才你举的很多例子,我感觉这个现象很值得我们总结,什么元素在那里把中西给打通了,这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你举的这些作品都是现在有价值的,这个本身背后是什么。

    我觉得总结还不够,这个西南政法大学本科一年级的学生关注的恰恰是很大的问题,而且年轻学生我觉得要从自己的兴趣开始,我觉得这个校园文化给了你很好的环境,按照你自己的兴趣和发现和关注,而且你还要有一个专门的专攻方向。这样我想能不能在将来,在我们学法学的学生当中跟当代艺术界打通的人才,这个也是非常让人鼓舞的事情,我确实祝愿你以后发展得很好。
         
    付子堂:2010“重庆两江论坛”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活动,我们策划了很久,非常感谢袁明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报告,“全球经济化与文化失重”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这个应该是标准的一个学术前沿问题,特别是袁明教授讲座的整个过程中有理论分析,也有精美的图片,让我们开阔了眼界。

    袁明教授提出了很多问题,概括起来有两个问题,就是“我是谁”,“精神家园在哪里”,要我们大家一起思考这两个问题。袁明教授讲座的时候我也在思考这两个问题。

    “我是谁”,请大家回答,我是北大人,我是西南政法大学人;我的精神家园在哪里?在北京大学,在西南政法大学。

    从某个意义来说,北大精神和西南政法大学精神是我们中国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弘扬北大精神,弘扬西南政法大学精神。

    袁明教授今天光临我们北大重庆校友会,特别光临我们西南政法大学,我感到非常荣幸,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袁明教授出生于重庆,但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参加我们北大重庆校友会的2010“重庆两江论坛”,我们今天的论坛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pkucq.com注:本文根据演讲现场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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